年4月12日晚，“华大古史论坛（第五十六期）·学术讲座之四十九”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成功举行。讲座主题为“医疗社会史中的女性话题”，由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主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冯玉荣老师主持，武汉大学朱海老师，我院*尚明、张达志、洪国强、谢祺、谭娟、郭涛、李明慧等多位老师出席讲座。
于赓哲老师历来主张在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过程中应把握“他者”的历史。自古以来史料解释的话语权掌握在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的手中，女性留下的“声音”十分有限。因此在医疗社会史研究中我们应脱离男性对史料话语权的控制。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有关医疗社会史中女性话题的意义非比一般。于老师的讲座由“话语权—男性主导的医籍和史籍”“产育文化”“女体禁忌”“女性医疗空间”“职业女性的被歧视”五个方面展开，为我们展现了在历史上“失语”女性的历史图像。
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历史遗留下的传统医籍与史籍基本上是由男性所主导的，甚至古代关于身体的观念，其参照标准也以男性的身体为主。医籍中传承着的明堂图之类的人体图像，绝大多数表现为男性的身体，有关女性身体的图像表述微乎其微。于老师指出，中国古代医学中的脏象学说将人体中本应为泌尿系统的肾脏视为生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传统医学观念中将子嗣生产孕育的责任归结于女性。这种男女身体的差异体现了古代医学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和压迫。随后于老师向与会听众展示了明堂图与正统铜人的图片，加深了大家对古代医学中“*帝的身体”的直观感受。同时于老师也提醒大家，中国古代医籍中关于疾病、穴位及其他一切内容，其首要出发点便是男性的身体，这一点需在今后的医疗史研究中尤加注意。
产育文化是医疗社会史中关于女性的重要话题之一。产育对于古代妇女而言无疑是一道“*门关”，而妇女生产之时，也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禁忌。于老师首先从古代妇女难产一事入手，指出古代妇女生产时的高风险十分引人瞩目，妇女生产之难的例子于历史上比比皆是。不仅行生产之事的妇女需要面临着生命的风险，妇人腹中之胎儿亦难以轻易逃离生命的劫数。于老师进一步以新疆小河遗址及郑州汉唐宋墓葬的考古成果说明古代女性寿命低于男性寿命的事实，其原因之一便是女性在产育活动中生命易受死亡的威胁。
独特的产育文化蕴含着许多禁忌，如产妇的衣着、产妇生产时所躺向的方位、生产的时间、生产前所见到的事与物等等。出于交感巫术之“物物相感”信仰的产育文化影响着妇人生产的方方面面。究其原因，古代妇产科领域多被产婆之类把持，其文化水平有限，故妇产领域较其他医疗领域更为迷信。此外，难产比率高，原因复杂，也往往将其归于*神的影响。于老师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上医巫不分之情形广泛地存在于难以应对的疾病领域之中，除妇女难产外，传染病、精神病也往往容易与*神迷信相牵连。在讲解妇人在生产方面的禁忌时，于老师介绍了台湾学者李贞德对汉唐之间生产禁忌的论述，并呼吁青年学子积极加入汉唐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阵营中来，扩大中古医疗史研究的学术队伍。
除产育禁忌外，女体禁忌也是古代女性受到历史社会不公正对待和歧视的表现之一。于老师以战场为例介绍了女体禁忌在战争中的体现。蕴含于古代*事中的“兵阴阳”思想将兵气的不振归结于妇人在战场上的存在。吊诡的是，女体的禁忌作为一种“厌胜之术”也会被运用于战争之中。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即属此例，阴气极重的女人，如妓女之类的身体被认为具有压制拥有极阳属性的火炮的“神力”。被视为不洁之物的女性经血也往往伴有多种的禁忌色彩。于老师指出，世界各民族多以女性月经为不洁，大概因人类对于血液的天然忌讳，月经期间不能同房的要求违背了人类追求生殖繁衍的生物本能，以及男权社会对典型女性特征的压制，故与月经有关事物均被视为污秽。
于老师亦为我们分享了他关于性病问题的研究。在梅*进入之前，中国古代为何意识不到性病的存在？在于老师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男性为主要视角的医籍看不到性病在男女同病方面的特点。正相反的是，其认为男女不同病，不同病便意味着某些与性有关的疾病并非是“相染”得来的，也便没有意识到淋病、软下疳等作为一种传染病而存在的现实。同时，古代性病传播渠道并非十分明显，也影响着古人对性传染病传播渠道的认知。于老师曾在《外来疾病与文化冲击:以梅*东传为例》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性病以梅*的进入为分水岭。在梅*之前，中国人未意识到性病的存在。直到明后期梅*经由葡萄牙人自东南亚方向传入中国，中国人方才意识到不洁性交会引起传染性的疾病。于老师亦注意到了梅*传入与传统青楼文化的关联。青楼之形象在梅*传入前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温文尔雅的代名词转变为肮脏污秽的代名词，成为了一个传播疾病的场所。青楼女子的形象也于梅*传入后急转直下，从软香温玉似的优雅女子形象演化出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形象。
中国古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在此情况下，女性怎样就医看病成为了一个难题，由此也便造就了一个专属于女性的且十分有限的医疗空间。传统的医疗市场皆由男性所主导，医生基本也以男性医者为主。虽然女医自古以来便已存在，但名声不显，难以在历史上留下属于她们的痕迹。自古以来女性也十分忌讳由男医看病，甚至在生命病危时也不愿让男医诊疗。在某些情况下，女病患家属请男医生到家里诊疗是可以的，但反过医院看医生则往往是禁忌。而古代医生解决男女授受不亲的问题，或是随身携带一方丝帕，当给女病人看病的时候，就把这方手帕罩在病人的手腕上，然后诊脉；或是医生随身带一个人体模型，让女病患直接在上面指出自己疼痛的部位，由此可以避免男女接触的尴尬。或由丫鬟侍女等中介人传话，解决男性医者无法直面诊断女性病患的问题。而传闻中的悬丝诊脉之说则属荒谬之谈，其纯粹是一种诊断时的形式。因为在悬丝诊脉之前，医家便已通过与病患关系密切者处获得了关于病症的信息。
无论男性医者如何把控医疗市场，并通过各种方法医治女病患，但得以顺利进入女性医疗空间的还是历史上众多默默无闻的职业女医。于老师即以明代女医谈允贤为例，为我们展现了古代职业女医的形象与生活。尽管女性医者能够填补女性医疗空间的空白，满足女性求医治病的需求，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下，女医甚至其他职业女性仍难以摆脱受歧视的标签。职业女性之所以被视为洪水猛兽，皆是因为在女性日益被束缚在家庭内部的背景下，她们却有着较大的行动自由，可以起到沟通内外的作用，这便为要求严格男女之防的社会所不容。男医虽然较少亲自参与女性生产和护理，但是却经常推翻女医的经验，以此彰显男医在医疗问题方面的宰制权。
本次讲座全场座无虚席，场面火爆。于老师的讲座融合医疗史与性别史两个方向的议题，视野开阔，论及古今，且语言幽默风趣，在诙谐的讲授环境中引发广大青年学子对医疗史及性别史问题的思考。报告结束后，于老师富有耐心地解答了与会听众的问题，与在座师生展开了积极的互动。当今世界疫情形势反复，疾病医疗问题与人类历史发展之相关性突显。于老师的讲座将为我们进一步观察思考人类历史上的疾病医疗问题提供窗口和视角，从而引发更多人对医疗社会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