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劳里（ElizabethLowry）所作的一篇关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早年传记的书评，年3月10日刊载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早年岁月》（KatherineMansfield:theEarlyYears）一书于年问世，作者格里·金伯（GerriKimber）为英国学者，国际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学会主席。
死神的追索
——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早年岁月》
关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最生动的一则轶事来自她的朋友马里恩·鲁迪克。一八九八年，时年九岁的曼斯菲尔德还是凯思琳·曼斯菲尔德·比彻姆，生活在新西兰的惠灵顿，她的父母去英格兰做长达八个月的旅行，将五个孩子交给比彻姆家的老祖母照看。在返回新西兰的旅途中，比彻姆夫妇与鲁迪克一家在船上成为好友。当航船驶入惠灵顿港时，与父母一同外出的马里恩注意到比彻姆家三位较年长的女孩，包括凯瑟琳在内，在岸边列队迎候。我紧挨着比彻姆夫人，只见她不经意地打量着那一群人，脸上似乎并未流露出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最终她先对凯瑟琳开口说话，声音大到周围人都能听见。“唉，凯瑟琳，”她说，“我看你还是跟从前一样胖。”我向凯瑟琳瞥了一眼，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看到她眼神一变，因为生气，脸色涨得通红。她手里摆弄着卷发，一扭头走开了。正如格里·金伯在《曼斯菲尔德的早年岁月》一书中不无同情却又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如果安妮·比彻姆刻意要打造出一名问题儿童，那显然没有人比她更为成功”。作家曼斯菲尔德（当时《惠灵顿女子中学》杂志刚巧刊载她的第一部短篇）区别于他人的特质在这一幕中已显现：在她家里，她算是局外人，正如她在英语文学界的处境一样，她充满叛逆与反抗精神，不合时宜。
10岁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码头上气呼呼的、肥胖的小女孩如何成长为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一个以简洁犀利的短篇小说而著称的二十世纪文学巨匠，一个身体遭受淋病和肺结核的双重折磨，三十四岁便英年早逝的女人——这本身一定是曲折离奇的故事，但这故事超出了金伯这本书的范围。金伯此书，在一九○八年曼斯菲尔德决定永远离开家乡去伦敦开始职业作家生涯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它为我们描绘了女作家生命的前二十年，即女作家生活优渥、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期，并强调正是在这一时期，反叛的种子已然播撒——与她生命中余下十四年的颠沛流离恰成鲜明对比。
曼斯菲尔德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年轻的新西兰的故事。她的父亲哈罗德·比彻姆是一位伦敦银匠的孙子，跟他的诸多兄弟一样散居天南海北，寻求致富之道，并且通过自我奋斗最终取得成功。凭借他的雄心壮志和勤勉工作，哈罗德攀登上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新西兰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新西兰银行董事会主席，并由于对该国商业的杰出贡献在一九二三年受封为爵士。曼斯菲尔德的母亲安妮则体质纤弱、性情孤僻。在短篇小说《序曲》（）中，曼斯菲尔德以自身的故事为蓝本，借助琳达·伯内尔（伯内尔是安妮的中间名）这一人物，塑造出一位性情冷淡、精神近乎崩溃的母亲形象：“都说生儿育女对妇女来说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这话不对。至少她便能证明这句话的荒谬。经历生育之苦，她的身体变得衰弱，对生活也失去信心，可谓身心俱疲。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她并不爱她的孩子。”
凯瑟琳（昵称卡斯）是比彻姆夫妇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有天赋、最为倔强的一个。她于一八八八年出生在位于惠灵顿一座四四方方的两层楼的老宅里（在《序曲》的早期版本中这里被称为“阿洛伊”，意为“芦荟”，曼斯菲尔德为老宅假想出这一名称，而她本人“在这里公开反抗她那令人厌恶的母亲”），然后，随着哈罗德事业发达，比彻姆一家也不断更换豪宅。其中，卡斯成长过程中居住时间最久的是位于蒂纳科里路七十五号的府邸“切斯尼山庄”——地名效仿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戴德洛克庄园——它是中产阶级追逐时尚的一个缩影：它自带有十四英亩的花园，还有养马的小围场和一座果园，她的名作《园会》（）的场景大多取材于此。在这里，比彻姆家的孩子们由贴身女仆、厨师和园丁等一大帮仆从伺候着，衣食无忧。十九岁那年凯瑟琳去北方的乌雷韦拉地区野外露营吃到了苦头，这才意识到自己连削土豆这样的活也不会干。
曼斯菲尔德一直自认为她是这个传统士绅家庭中的“另类”（她那三位健在姐妹的表现堪称楷模），同时也有足够证据表明她的家人反过来也觉得她“性格懒散”、“脾气急躁”、“反应迟钝”、“麻木不仁”——当然，还有“肥胖”。金伯的传记大量收录了之前从未刊布的比彻姆一家这一时期的照片。曼斯菲尔德在这些图文中可以说毫不起眼，但这也无关紧要：毫无疑问，她是体态较为丰满的那位：戴着钢丝架眼镜，眼神落寞——用她日后自我调侃的话说，“身子缩成一团，像美味的炒腊肠”。
尽管她的亲友们认定卡斯·比彻姆是“她们家所有孩子中最不可能成为作家的一位”，但据她十多岁时的日记记载，她本人却一直“朦胧地觉得，甚至一直坚信，排行第三的才是上帝的宠儿”，上天一定会赋予她与众不同的使命。一九○○年，哈罗德将他的女儿们转入惠灵顿最好的私立女子学校——斯温森小姐学校。不久，曼斯菲尔德流露出混乱性爱的征兆，令她的父母感到恐慌，最终也使她本人饱受创伤。凯瑟琳时年十三岁，她的惊世骇俗之举是某天突然走近一位女教师，询问她关于“自由性爱”的看法（曼斯菲尔德若稍加用心，会注意到对方审慎的回答是“对男人而言不成问题。他有保护措施。女人则没有”）。
在斯温森小姐女中期间，卡斯有过两段炽热的恋情，其中的双性暧昧之情，贯穿她一生的性爱生活。第一位是玛塔·马胡普库，她是毛利族头领的孙女，也是她的同学。曼斯菲尔德一九○七年笔记中有一则“夏日田园诗”的故事，记述了这段友情如何发展为性爱。一九一三年，曼斯菲尔德创作小说《玛塔》，回忆了当初这一段肉欲之情。另一段恋情（单相思）在少女凯思琳与当地一名音乐老师之子汤姆·特罗韦尔之间展开。汤姆和他的双胞胎弟弟加尼特都是天才弦乐家。当地设立基金安排弟兄二人赴欧洲学习音乐，哈罗德·比彻姆捐资不菲——假如能够预见此后发生的一切，他一定会为自己当初这一举动追悔不已。
一九○三年，或许受到特罗韦尔兄弟的感召，哈罗德也决定将他的女儿们送回“母国”英格兰接受教育。她们进入位于伦敦哈利街的女王学院，当时它是为数不多的专为女性开设课程的教育机构。在这里，令凯瑟琳感到头晕目眩的不仅是厚重的土耳其地毯，更有年轻、充满活力的德语教授沃尔特·里普曼引导她阅读奥斯卡·王尔德、颓废派诗作以及法国新艺术流派（她后来对一位亲戚坦言：“我如此盼望上德语课，简直有点不知廉耻。”）里普曼教授有时会邀请他喜爱的学生到家中小坐，他的家里饰有气派的紫色沙发和日本版画。在里普曼教授指导下，曼斯菲尔德早期的诗歌作品和散文插图都不免沾染上“世纪末”唯美主义的色彩。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诗写得如何？答案是：水平一般。她的诗篇，由金伯和克莱尔·戴维森首次编辑成册，带有明显的感伤主义和人为做作的痕迹，而在她成熟期的散文作品中这些痕迹已被完全摒弃。金伯试图大胆论证曼斯菲尔德“既是短篇小说家，又是一位诗人”，但这一论断难以令人信服。终其一生，曼斯菲尔德的诗歌始终未脱童话故事及童话母题（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的通病）；另有一些为儿童创作的诗歌，吟诵百花，赞美大海，点缀着浪漫主义和哥特式的华丽辞藻，其风格则是罗伯特·史蒂文森、沃尔特·惠特曼、海因里希·海涅以及埃德加·爱伦·坡等人糅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一九一一年，曼斯菲尔德遇见批评家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后者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默里在《韵律》和《雅典娜神庙》收录的曼斯菲尔德诗作足以与他本人的媲美，但也仅此而已。曼斯菲尔德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探讨了某些主题：孤独，记忆具有转变的能力，日常的精致以及带有强烈个体感受的对死亡的迷恋。日后在短篇小说中，她以冷隽无情的笔触将上述主题刻画得鲜明清晰。
然而，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曼斯菲尔德的诗作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免热衷于摆弄造型以及习惯性地展示不同人格。在女王学院及随后的若干年里，她的矫揉造作和自命不凡既为她赢得忠实的拥趸，也使得她在另外一部分人眼中显得面目可憎。正如金伯所说，在女王学院，她建立的最重要联系是结识了一位女孩，此人“日后成为她终生的好友和伴侣，见证了她人生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女孩名叫艾达·贝克，是她的同学，是一位“身材高挑，满脸羞涩的金发女郎”——“她的鞋是9码”（相当于我国44码）。她是曼斯菲尔德的崇拜者，是她的护花使者，同时也是自告奋勇的御用摄影师（多亏艾达，我们才得以保留伦敦学生时代的曼斯菲尔德如此真实自然，毫不做作的形象：她手指交叉放在一只膝盖之上，身体微微后倾，似乎对身后堆满书本的课桌心存忌惮）。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是脚踏实地的艾达将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曼斯菲尔德：一九○八年在她返回伦敦时迎候乘坐港口联运列车的她，充当她的闺蜜，贴身保姆，和总勤杂工；为她的天才欢呼呐喊，甚至不止一次充当她的“财神”。曼斯菲尔德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称艾达为“妻子”。
在女王学院，曼斯菲尔德依然坚信她深爱着汤姆·特罗韦尔，并决定像他一样能成为一名大提琴手（“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便是她为日后可能登台演出而取的艺名）。但哈罗德·比彻姆很快将她的梦想击得粉碎。特罗韦尔兄弟一到伦敦，哈罗德便宣布女儿已完成英语学业，他要到伦敦将她们带回新西兰。眼看自己的艺术追求和浪漫计划落空，曼斯菲尔德失*落魄。她害怕返回惠灵顿，回到在惠灵顿时的“合宜的存在状态”，正如她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中刻画的那样：每天都充斥着各式社团活动，每小时都有人在谈论服装款式——浪费生命……整天，整周，整月，整年。她的父亲脸上挂着成功商人常见的不可一世的神情，仿佛在说“现在瞧我的。瞧我拥有的这一切，过来——好好装扮自己，让全世界看到你的格调品位……我可不想有个神经质的女儿。我希望我的女儿心智健全”。战争在双性恋、一直在挑战界限的女儿与被她贬斥为“彻头彻尾的庸俗市侩”的父亲之间展开。曼斯菲尔德立誓：“回到新西兰，我会处处跟他们对着干，直到他们将我打发走。”她也确实这样做了：她抓住每个机会跟同船回国的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的球员公然调情。在名为《在海湾》的短篇故事中，她想象自己“在无边无垠的紫色大海上漂浮”，同时心中充满渴望：“一位音乐家渴望的不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是男女性爱的升华。”在这一类型的写作中，正如金伯简短评述的那样，“大海只能有一种颜色——紫色——即里普曼家沙发的颜色”。曼斯菲尔德的父亲并不能欣赏这些关于偶遇的诗作，斥之为“躲在黑暗角落跟一帮浑小子胡闹”。
随之而来的这一场消耗战为期两年，就其剑拔弩张的程度而言丝毫不亚于史诗刻画的场面。最终，曼斯菲尔德放弃大提琴手的梦想，返回伦敦，专注于写作，同时公开斥责比彻姆一家庸俗虚伪（“我该死的混账家庭——噢，天哪，他们多么令人厌恶！我对他们极端痛恨……甚至当我孤身一人待在房间时，他们也会在门口攀谈——讨论诸如肉铺的订货和待洗的脏衣服之类鸡毛蒜皮的琐事，我感觉，我的生活就这样被他们全毁了”）。她希望自己能有作品面世，因此为当地一位艺术家、比她年长九岁的伊迪丝·本多尔的一整套插画创作了三十六首儿歌——这个计划无疾而终，但却激发了曼斯菲尔德对本多尔本人的狂热迷恋。同时，卡斯仍在不停地给汤姆写信，言辞暧昧，其中的性暗示，以及她本人的性取向——她自认为是她性格中的“奥斯卡（王尔德）一般的情结”——使她的父母大为惊恐。与此同时，她决定创作一些“能够使得我们这一年轻国度跃入古老民族之林”的故事。她的创作宣言最能够体现她行将创作的这一类新西兰故事的共同特质：意象具体，笔调轻松，文笔简省——既活泼清新又令人震愕：“它必须带有神秘色彩，好像悬浮之物——它必须充满生命力。它必须是‘其中一座岛屿’……我要讲述关于它的一切，甚至包括洗衣桶在七十五分贝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噪声。”
曼斯菲尔德将最早创作的一些小故事（由她父亲的秘书马蒂·帕特南打印出来）投给了《新西兰晚报》的记者（这位记者马上意识到他“在惠灵顿发现了一位天才”）和《澳洲原住民之友》，并先后得以发表。她有一篇交由帕特南打印的短篇名为《轻柔的爱》，想象在惠灵顿附近一家旅馆发生的女同性恋故事，定是差点让哈罗德·比彻姆心脏病发作。到一九○八年六月，很显然，他已经被父女之间的这场战争弄得心力憔悴，最后同意让卡斯返回英国，并为她找到伦敦一家合适的女子寄宿公寓（巧合的是，它的名称恰好是“比彻姆之家”）。七月，曼斯菲尔德踏上去往伦敦的航程。
正是跨出的这一步，作家凯瑟琳开始崭露头角，但同时也毁了她的生活。不久之后问世的A.R.奥拉奇的《新时代》杂志将她推举为现代派文学的发声之人；她与默里的感情纠葛，以及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D.H.劳伦斯的友谊对她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她为之努力奋斗的美好未来，尚未真正开始，不幸便已接踵而来。一九○八年十二月，她发觉自己怀孕——不是汤姆·特罗韦尔，而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加尼特——他对曼斯菲尔德的投怀送抱来者不拒，而他的兄弟则吓得落荒而逃。到第二年年末，急着要为她行将出生的孩子找一位父亲，她跟一位几乎素不相识的人仓促成婚（婚礼的当晚，她便将他一脚踢开）；她经历过一次死产，后来又有了一位情人——弗洛里安·索比尼欧斯基，由此感染淋病，长期遭受病痛折磨；此后她又感染肺结核，并于一九二三年病逝。
二十岁以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身体从未好过——伍尔夫回忆说她似乎“从未逃脱死神的追逐”。格里·金伯以敏感的笔触刻画了一位充满活力和矛盾的年轻女性形象，揭示出这个女人仍旧深陷爱恨交织的家国情仇之中——而故国和家园又正是她在小说中即将着力讴歌的对象。金伯的传记不时提醒着我们记住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尖锐事实：事物的真相从来并非只有单面。
载于《世界文学》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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