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类社会曾饱受瘟疫肆虐。在科学落后、医疗局限的时代，瘟疫常常无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国灭种。
19世纪，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学家解开了瘟疫——这种传染性疾病的真面目，使病*、细菌等逐一暴露出来。医生也在长期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慢慢准确认识这些疾病，慢慢发展出战疫法则。
西医东渐，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为中国*府教育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把“减少人民痛苦”作为办学宗旨。代代北医人薪火相传，以“除人类之疾痛”为誓言，坚守、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他医院（医院）的“鼠疫斗士”伍连德；是为“消灭梅*”鞠躬尽瘁，死后捐献遗体的北医老校长胡传揆；是一生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糖丸爷爷”、北医届毕业生顾方舟；是“发现青蒿素”，创制新型治疗疟疾药物，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诺贝尔奖得主、北医届毕业生屠呦呦；是亲历各个霍乱疫情治理现场的流行病学家魏承毓；是“以身试药”，研制中国第一支乙医院医生陶其敏；是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北医届毕业生钟南山……更是每一位奋战在非典、埃博拉病*、新型冠状病*疫情第一线的北医人！
追寻北医人百年战“疫”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医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是他们科学求索，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坚守；更是他们心怀家国，使命在肩的历史自觉。
消灭梅*
胡传揆
胡传揆（—）
年11月21日晚上8点，北京八大胡同，数十辆载着解放*和民警的卡车疾驰而至。天亮前，全北京余个妓院被封闭，解放妓女1多名。
就在3个小时前，“封闭妓院”的决议刚刚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被通过。当夜，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了这一行动。
被解放的妓女、收容的暗娼都被送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她们完全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恐慌、抗拒、痛哭成为了本能的第一反应。
后来，她们发现，在教养院工作人员待她们很好，对她们进行教育，组织学习，安排出路，甚至*府还请来医生来给她们免费治病，这让她们简直不敢相信。
北京市*府组织了一支由57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伍，医院院长、皮肤科专家胡传揆。
为国人效劳
年第2期《协医校刊》刊登“丁卯级：胡传揆”的照片，并配评语，称其：谦和宽厚，善言辞，是“演说明星”。
生于湖北江陵，胡传揆12岁离家，前往武汉求学。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胡传揆选定了皮肤花柳科，因为他特别想攻克梅*的问题。年、年，胡传揆曾两次前往美国进修，研究梅*螺旋体和兔天花。他完成了梅*螺旋体中国种的分离工作，并将其与外国种进行了对比研究。珍珠港事变后，医院关闭，胡传揆在北京开设了皮肤科诊所。
年，北大在北平复校，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现北大医学部）医院一同并入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医院代理院长。早前，胡传揆婉拒了他的老师傅瑞思教授邀请他赴美工作的提议。他给老师写信道：“我是中国人，从医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国内条件再差，我也要努力干到底，决心为国人效劳。”
胡传揆原本只想代理院长两周，胡适回国后，再三坚持下，胡传揆医院院长。年，他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一职。北平解放前，胡适离开北大。国民*派人问胡传揆是否要乘飞机去南京？胡传揆回答：“我不逃走。”
为被解放的妓女治病
北京医务人员给被解放的妓女们作身体检查。
据统计，年前后，中国性病患者高达万。梅*是性病中的一种，也是最复杂、危害最大、影响组织器官最广的一种。
医史学家普遍认为梅*（Syphilis）是由哥伦布从新大陆带回，在法意战争之时传播开来。16世纪，葡萄牙人将梅*传播到中国。梅*发作的表现为皮疹、皮肤溃烂，感染神经系统后，会出现精神分裂，如不及时治疗，晚期更会侵犯各个脏器，产生失明、耳聋、半身不遂、心绞痛乃至死亡。中国医生鉴于它的皮肤疹型与杨梅相似，取名梅*。
“妓院是传播性病的温床。”胡传揆认为：“取缔娼妓制度是消灭梅*的根本措施。”
当年，胡传揆受命带领医务人员来到韩家潭胡同，为被解放的妓女检查治疗疾病时，他们发现：接受体检的人中，确诊性病的患者高达96.7%，并以梅*、淋病患者居多。
如何同时治疗这一千多名性病患者？对刚刚解放的北京来说，这极具挑战。
20世纪之前，人们使用水银来治疗梅*，但被汞*死的人比病死的还多。年，梅*的致病菌——梅*螺旋体（Treponemapallidum）被发现；随后，德国化学家合成了有机砷化合物，治疗梅*副作用有所降低；年，青霉素（盘尼西林）问世后，成为治疗梅*的有效武器。年，胡传揆在北大医学院开始使用青霉素，并推广应用到大面积梅*患者中。他观察了各个患者的情况，并认为，“这种药有最好的疗效。”
于是，胡传揆将青霉素方案应用到了这次妇女生产教养院的性病治疗之中。很快，他制定了详尽的分类诊疗方案：“对患有梅*、淋病的病人（占总病人80%），使用油剂盘尼西林（青霉素）的肌肉注射；对单纯有淋病的患者使用60万单位盘尼西林；对有淋病合并第四性病的患者使用磺胺剂内服四周；单纯第四性病患者使用锑剂，再查病变分别用四周的磺胺治疗及外科手术。”
“这种治法在中国恐怕还是初试，在制定之初也有争执，但事实证明，这一方案是在当时客观条件下，较为经济、有效又便于集中治疗的方案。”在北京市编写的医疗纪实中，如此总结道。
在当时，青霉素是稀缺药，价格昂贵。北京市*府花费旧币1亿元，高价从香港购进。1.3万支青霉素针剂全部用于她们的治疗。
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和恢复，半年之后，教养院的患者中梅*治好者达到近40%，淋病治好者达95%，其余人则不再具有传染性。
北京封闭妓院禁娼和消灭性病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并普及到中小城镇，使早期传染性梅*及其他性病大为减少。
北医抗梅
年，卫生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防治。少数民族地区性病患病率在全国范围内最高，而内蒙尤甚。当时，根据初步调查显示，在牧区梅*患病率竟高达48%。内蒙伊克昭盟在清乾隆年间有蒙人40万，到解放时不足8万。胡传揆认为：“梅*是导致流产及婴儿死亡的主要因素，是使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防治工作中，卫生部采取的方案是，派遣医疗队进行调查研究，培养当地干部，协助地方工作。在胡传揆的动员下，北医派遣师生参加医疗队，前往内蒙、青海、甘肃等地，胡传揆前往指导。
年暑假，北京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王光超等3名教员，带领北医学生60余人，组成暑期抗梅队，深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进行性病调查和防治工作。内蒙古地广人稀，骑马走一天，才见到两三个村子，二三十人。当地百姓又听信谣言，拒绝抽血检测，师生们面临重重困难。在26天的工作中，北医师生利用联欢会、家庭拜访等多种形式进行宣教，为0余人进行了性病检测，实施诊疗1万余次，与蒙民建立了深厚感情。不久后，北医又向内蒙派出了第二支医疗队。
北医暑期抗梅队在草原上
这年秋天，胡传揆又推荐北医届毕业生、医院皮肤科大夫叶干运，担任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队长，前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调查、防治工作。叶干运回忆说：“行前，胡传揆教授邀请在京专家讨论制定了以青霉素为主的梅*治疗方案，要求大队照此执行。以后，两年多的巡回医疗与性病防治工作中，我们采用了这一方案，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年，全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梅*防治的工作被列为民族卫生工作的三个重点任务之一。在这次大会上，胡传揆制定了青霉素治疗梅*的方案。
边调查边治疗边研究
胡传揆主持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开幕典礼
年，卫生部仿照苏联模式，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胡传揆兼任所长。研究所成为指导全国梅*防治研究的中心，并派出了许多工作队，与各地协作开展现场调查研究工作，在当地培养训练专业人员。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广大的防治网，皮肤性病专业干部不断增加、成长起来。
在梅*的防治工作，胡传揆和同事们采取边调查、边治疗、边研究的方法。
梅*被称为“伟大的疾病模仿者”，梅*螺旋体入侵人体后会变化多端，不同时期的症状有巨大差别，因此常被误诊。
梅*可以分为三期，一二期同称为早期。一期会出现“硬下疳”的皮肤病变，二期时病原体进入血液，会引发皮疹，影响神经、眼睛等。早期梅*即便不治疗，症状也可能会自行消退。但每次消退都是一次潜伏，不久后，病*还会卷土重来，待到进入三期梅*时，便是晚期，骨、心脏、神经等重要脏器会受到破坏，危及生命。
早期梅*表现低调，常让人不以为然，但是这一时期的梅*传染性最强。所以，胡传揆认为：“对于早期传染型梅*患者，既要寻求其传染源，又要给予积极、足够的治疗，以消灭传染，防止复发。”对晚期梅*，胡传揆认为：“要力求减轻症状，控制发展，部分血清转阴性。”
在研讨梅*治疗方案时，出现了“中苏争议”。苏联专家强调以砷剂、铋剂为主的混合间歇疗法的优越性。胡传揆对此则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间歇疗法疗程太长，副作用较多，不如采用青霉素疗法。”胡传揆在医院时，曾使用砷剂，这需要三个疗程以上，大约一年才能根治。根据他的观察统计，能完成三个疗程的病人还不到10%。
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苏联方案被列入推广推荐之中，青霉素疗法则被列为首选。在内蒙古，苏联的疗法被应用，果然在实践中，出现了因副作用大，病人难以长期坚持的情况，最后仍改回使用单纯青霉素疗法。
“青霉素治疗性病”是胡传揆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优方案。“青霉素可以同时治梅*和淋病，效果比较快和安全。治梅*总共用3，，单位即可解决问题。每日注射，单位比隔日注射，单位的效果更好些。”
解放初期，北京市还要花高价从香港买青霉素；“一五”期间，国家就把发展抗生素生产列为医药的战略重点，青霉素实现了量产。平价青霉素的普及，使得消灭性病成为可能。
年，胡传揆（图右）在西郊散步时偶遇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王光美是医院皮肤科医生王光超的妹妹，她将胡传揆介绍给刘少奇。刘少奇很高兴，两人席地而坐交谈起来。
宣告性病的基本消灭
年，北京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在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上，胡传揆作了题为“我国对梅*的控制与消灭”的专题报告，宣告：曾经在中国流行过四百五十多年之久的梅*，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控制，许多地区已基本上消灭。
这时的胡传揆年已花甲，他回忆起年，曾受北京卫生局委托，撰写了如何防治梅*的计划，但却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而今，他参与主导，并亲眼见证了在中国“消灭性病”的工作，内心之高兴，难以言表。
他在宣读的论文中说：“新中国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控制和基本消灭梅*，这是由于解放后社会风气完全改变，妓院绝迹，铲除了性病的主要传染来源，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卫生宣传和防治工作的结果。”
15年时间，梅*在中国大陆基本被消灭，这被认为是毛泽东时代的公共卫生奇迹。胡传揆曾在发表的论文《梅*的传播及其在中国的消灭》中写道：“在消灭梅*的技术方面，都是利用了前人的知识和成果，依靠*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取得的，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和创造。”
梅*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后，中国撤销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机构。但基本消灭不代表完全消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梅*卷土重来，甚至愈演愈烈。年疾控报告显示，全年新报告梅*感染者超过49万人。性病防治，依然严峻。
年胡传揆名誉校长遗骨首谒式
年，胡传揆在医院逝世。在他85年的人生历程中，他在国际上最早发现了维生素A缺乏性皮肤病的表现，其论文被引用至今；他立志攻克性病，在消灭梅*中作出不朽贡献，为防治麻风病作了不懈努力，更在文革之后，以古稀之躯，奔赴湖北英山完成消灭头癣的任务；他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后为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院长、名誉校长近四十年，为学校汇聚名师，培养诸多人才。
医院大会上说：“为了治病救人，培养出色的医务人员，我们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早早就留下了遗嘱：“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凡以我个人名字的存款，一律交北医*委补助皮肤科的科研经费??”
而今，胡传揆遗体制成的骨架巍然屹立在北医解剖楼，如同他生前站在讲台上讲课一样向着学生。
----------来源：北京大学医学部
编辑：王慧文
审核：杨春、解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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