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脸叔。
先提个问题，你知道人类的心脏长什么样吗？
人类的身体构造大同小异，但真正知晓人类器官的生理功能和运作原理的人，很少。见过真实器官的人，大多数集中在医务从业者身上。作为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提起“心肝脾肺肾”，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一定是科普用的动画图片或者彩超里的模糊影像。
“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在这些遗体捐赠者的躯体上，医学生们进行模拟手术训练，认识神经、血管、器官，划下自己的手术第一刀。
这些不会说话的老师，带他们认识了死亡，这是医生们必须经历的一关。
我相信，看完今天的故事，你会对生命和死亡有更清晰的认识。
运尸车从后校门急速驶入，像一枚楔子劈开夜色。解剖楼前已等了十来个大三学生。学校人手不够，征召他们过来当搬运工。司机“砰”地打开货车厢门，招呼学生们过去：“快点搬快点搬，我要赶回去洗车！”学生们支着脖子往里瞧了瞧，只看了一眼，便拧过头来面面相觑。直到司机又不耐烦地吼了两声，才有几人犹豫着上前。我和徐艺晚归路过解剖楼时，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黑色防水布上，十几具尸体叠靠在地上，整体呈灰白色，有男有女，都紧闭着眼，四肢半硬半软地支棱着。
作者图
解剖兔子
人生的前十几年，我不曾有过直面死亡的时刻。家中亲友都无病无灾，唯独外祖母，在我母亲十多岁时去世，可从我出生至今，家里几乎没人提起过她，仿佛她的死是件不可说之事。刚上初中时，班里有个女同学很是温柔可爱，大家都喜欢她。但自从知道她父亲在殡仪馆工作后，其他学生几乎全都疏远了她，说她恶心、晦气。我一度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后来我有了自己的解释：对死亡的恐惧是刻在我们DNA里的，一代一代传承了下去。而解剖楼前的这些尸体，没有鲜血，没有杀戮，也没有可怖面容，只是静静堆在那儿，我竟也怕得手脚发麻。徐艺的恐惧比我更甚，她弓起身子呕吐，鼻涕眼泪混着往下淌，直到我扶着她回了宿舍，还不停发抖。隔天中午，徐艺就向学校提交了退学资料。徐艺退学后，辅导员召集全班开了个会，说是交流入学以来的心得，其实是怕*心不稳。“有同学前几天看到新来的一批大体老师（尸体）了噶？这没什么好害怕的，你们学了医，早晚都要面对的噶。”“老师，那些尸体哪来的啊？”有人问。“买的。你们大概不知道噶，全国医学院校的大体老师非常缺乏，自愿捐献遗体的太少了。协和那么厉害，他们的学生也才4人一具尸体噶，我们这种普通学校就更别说了，十来个学生才分得到一具。很多医学院就因为大体老师不够，解剖课都办不下去了噶。”国人向来信奉入土为安，愿意死后捐献器官的已是极少数，把整个遗体捐出去的更是寥寥无几——毕竟前者只是拿走一部分，后者却要剥皮拆骨。“所以你们不要怕，要珍惜这些实践机会噶。”“老师，我们能不能现在去解剖标本室看看？”我举手问道。其实下学期就会安排系统解剖课，只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我急于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在医学院继续待下去。真到了标本室，我又开始打退堂鼓。我想起那天晚上的尸体，整个人顿时像高压锅上的塞子，恐惧呲呲往外冒，怎么也平静不了。标本室不算大，约七十平米，四面墙紧挨紧凑摆着十几张展柜，展柜里是许多玻璃容器，装着被福尔马林浸泡的人体器官。房子中间还放着几张铁桌，展示着一些病变器官，如畸形心脏、肝脏肿瘤、扩张的支气管等，还有常年吸烟者的肺——裹满黑斑，似在煤渣里来回滚了好几遍。我和室友顺着展柜一个个看下去，走到头，蓦地打了个激灵：墙根下立了一排圆柱形玻璃缸，装着五六个已具人形的胎儿标本。这些标本估计都有些年头了，溶液和胎儿泛着淡淡的*，乍一看像明度很低的油画。“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了，”标本室老师走了过来，跟我们聊起标本来源，“这个男胎七个多月大，贵州人。我记得他是计生最严那年被打掉的，当时因为引产月份太大，那个孕妇还大出血差点丢了命。也是可怜。”他又指了指旁边那个男婴，说是去年接回来的，本市的。他母亲是个未成年女娃娃，十六七岁在学校厕所生下他，怕被人发现，把他溺死在了马桶里。“除了这个男胎，剩下这些，包括其他医学院的胎儿婴儿标本，几乎都是女孩。有十几年前的，也有近两年的。”沉默片刻，他又讲起这些年为标本奔走的不易：“我和其他几位解剖教研室的老师为了这些标本可是累得不行。”早些年国内解剖学刚起步不久，所有医学院校都极缺大体。有时某个地方出了无人认领的尸体，各地医学院的老师得了消息就往那儿赶，甚至连夜坐绿皮火车去抢，跟打仗一样。医学院的老师们四处奔波，寻找无人认领的尸体、路边死亡的流浪汉，可还是远远不够。近几年愿意捐献遗体的多了起来，只是跟全国需求巨大的大体空缺相比，还是杯水车薪。一周后，我跟着李琦蹭了堂局部解剖课，才算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用于解剖课的大体。李琦是个短发姑娘，比我大两届，读临床医学。混得熟了，我跟着她蹭了不少课。看淋病教学片时我们会一起痛骂“性是万恶之源”，听完妇产科立即嚷着“结扎结扎，今晚就结扎”，上药理时又认真研究给人下药分成多少次才不易被察觉。那天我从标本室出来，犹豫再三，给李琦发了消息，让她带我去上解剖课。李琦也没惊讶，爽快答应：“行啊。我之前去过‘大池’，已经提前选好我们那组的大体老师了，正好介绍给你认识。”她口中的大池是浸泡大体老师的尸池，在解剖楼负一层，我只听说，未曾去过。我到的时候，解剖楼一楼的楼梯口已经聚了十来个人，都是各个班被挑选出来搬大体的，李琦站在一堆男生里分外瞩目。担心自己精心挑选的大体被别人抢了去，李琦执意要跟着男生们去大池——在医学生眼里，最佳的大体老师得兼具以下特征：男性、不胖不瘦、成年、较年轻。这种最适宜练手，自然也极抢手。见我到了，李琦递了两只口罩给我：“一会儿到了下面，你可别吐了丢我脸啊。”我朝她翻了个白眼，接过来戴了两层——虽然福尔马林能迅速穿透口罩，精准抵达颅内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但聊胜于无吧。我们一行人沿着楼梯往下走，绕了两个弯，推开一道铁门，又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楼里逐渐蔓延出怪异味道，直到离大池只三四米远时，那股凌冽而腐烂的味道打着旋儿地扑过来，径直刺进众人的眼耳口鼻，把所有感官封锁，只剩尖锐的恶心。我们一边抹眼泪，一边捂着口罩继续朝前走。大池房很暗。整个屋子从墙面到地面全是水泥质地，地缝里藏着暗色血垢，灯光把地上的积水衬得油亮。大池一共有五个，两个大的，三个小的，也都用水泥浇筑，内侧贴了白色瓷砖。池子四四方方的，十分规整。大体老师们就沉睡在这些池子里，一共二十多具。池里灌满福尔马林，深褐色的溶液将大体全部淹没，偶尔露出背脊或头颅，像深海里浮沉的暗礁。“难怪大家都不愿意捐献遗体。你们说，咱们生前买不起房就算了，死了还得挤集体宿舍，是不是太亏了？”有男生戏谑道。其他人瞟了他一眼，没搭理他。作者图解剖楼“来搬大体的？”有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是管理大池的工作人员，全身用隔离服裹得严实，正捏着一根水管“刷刷”冲洗地面的油垢。得到我们的肯定回答后，他扬了扬脸，催促道：“那边有几个铁钳子，自己钳上来。搬走记得登记。”说完，捏着水管进了里头的屋子。我们走近大池，眼泪再次被浓烈的味道激了出来。李琦抬起手肘蹭了蹭眼，从旁边桌上开了袋橡胶手套戴上，然后捡起铁钳。她蹲下身，在池子里轻轻搅动了几下，数具大体露出水面，她钳着一位男性大体的脚踝拉到池边。泡过甲醛水的大体会更重，几个男生过去帮她将大体拉到池沿，又分别抬起大体的头脚四肢，放进预先备好的担架里。这是位中年男性，五十岁左右，头上毛发稀疏，身体精瘦，皮肤虽呈暗灰色，却很干净。只是他的手有些怪异，似鸡爪一般，大拇指勾紧大鱼际，其余四指不同程度地向内蜷缩着，像是在凭空抓握着什么。他脚踝处还坠了块儿铁牌，是身份识别之类的东西，由于灯光较暗，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没多久，其他人也将自己那组的大体老师抬了上来。有七八岁模样的男孩，胖乎乎的年轻姑娘，也有裹小脚的老奶奶——我有些意外，毕竟裹小脚的老人思想大多封建，只信入土为安，出现在这里实在有些奇怪。李琦一行人抬着五具大体进解剖实验室时，还是引起了不小震动。虽然学生们之前已经上过系统解剖，但那时仅有一具大体，且只能观摩。现在的局部解剖课则是实战，需要动手下刀了。在众人的注目下，我跟着李琦他们进了实验室。入眼便是实验室的墙。四面墙上挂满十几张人体解剖图。室内正前方摆了张讲桌，桌上无多余物什，只放了个仿真心脏模型。教室中央还放了五架铁皮箱，箱身闪着泠泠寒光。“你们把大体抬过来，”说话的是解剖学教授老魏，他指了指那些铁皮箱，“抬到箱上放着，慢点啊。”几个学生走上前，把铁皮箱子盖子移开，转动箱身外侧的摇杆，一块两米长、半米宽的铁质置物板升了上来。五具大体被分别放到置物板上，福尔马林气味骤然袭来，引得众人捂鼻干呕，赶紧将口罩手套戴好。“十二人一具大体，自己分组吧。”李琦领回来一包解剖器械，小心翼翼地在凳子上铺开：5把刀柄，5把解剖剪，6把尖镊和齿镊，还有一些刀片。见有人把刀柄放手里转动把玩，李琦提醒他：“小心点，这点器械七八百呢。”“大家先静一下，”老魏敲了敲讲桌，神情严肃，他问我们，在进解剖楼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楼门口挂的那副字写的什么。“没有解剖学就没有现代医学。”老魏复述了一遍，一字一顿。现代医学昌明，离不开解剖学的发展。而我们面前躺着的这些大体老师们，就是解剖发展的最大功臣。“所以，这节课正式开始前，我觉得应该先为这些大体老师默哀三分钟，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话毕，他取下眼镜，双手叠放身前，深深鞠了下去。学生们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对着各自那组的大体鞠了躬。我跟着默哀，结束时，视线从地砖缓慢上移，停在大体脚踝处坠的那块铁牌上。那是块三指宽的铁牌，在福尔马林里浸泡得久了，泛着钝感。牌身有字，字是刻进去的，缝隙里还嵌着褐*色的污渍，上面写：肖国斌，男，49岁，ZL。我又看了看其他组的大体老师，脚上也都有这样一块铁牌。我对这些大体一无所知，他们身上最醒目的标记，只有这块牌子。默哀完，老魏重新把眼镜架鼻梁上，开始教解剖器械的使用，半小时后便是实操，老魏再三嘱咐：“解剖前一定要把器械上的水擦干啊，不然这种天气，用不了一周大体肚子里就全长毛了。”大体解剖，一言以蔽之，“剥皮去脂找结构”。第一步剥皮从背部开始。我们几人合力将大体翻了个身，李琦捏一把解剖剪站一旁，手和眼神一齐发抖，好半天都下不去剪子。我乐了，忍不住笑她：“你这是帕金森了啊？”其他组员也跟着笑。李琦瞪了我一眼，又深吸了口气，好半天才终于控着手下了第一刀。大体泡了福尔马林，表皮变得很硬，加上李琦不敢下重力，费了不少工夫才在骶尾部那儿进了剪。刺破皮肤后，解剖剪从下至上剪开背部皮肤，然后划开颈部，最后到了头部。头部向来是最难剪开的，得从枕骨下缘进刀，绕过颅顶剪掉头发，分离出完整的头皮，最后再一点点剥下来。天气湿热，汗液和福尔马林一起裹住全身。李琦顾不上擦汗，翻了皮，分离出浅筋膜和深筋膜，下面是边缘清晰的肌肉，又剪胸骨开腹。腹腔里整整齐齐地码着所有器官，虽没了血色，但看上去没什么器质性病变。李琦解剖完，其他组员依次捏着解剖刀接了手。有人不小心切断一根神经，有人扒拉半天都找不到血管，有人眼镜掉下来拿手推了下，下一秒忽然意识到手套上沾满了融化的大体脂肪，整个人顿时僵住，连骂了几句“操操操”，接着继续做实验。大体的身上多多少少带着生前的痕迹，比如车祸留下的擦伤，手臂上的陈旧性疤痕，锁骨下方做肿瘤治疗留下的伤口等等。组员挨个主刀，其他人便一边观摩，一边猜测大体老师的死因。分析到一半，其他组忽然发出一声惊呼。我探头过去看，他们的大体是那位裹小脚的老奶奶。她的腹腔胸腔已被打开，胆囊异常膨大，大大小小的胆结石挤满整个胆囊腔，肝脏和肾上都长了瘤子，胃部还有溃疡穿孔。不难想象，她生前经受了多少痛苦。正胡乱想着，有声音响起——“你脚下踩了块东西。”我转过头去，看见李琦正跟主刀的那名组员讲话，又伸手指了指他脚下。那男生移开脚看了一眼，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皮肤，大约是切割的时候不小心掉到地上的。“哦，没啥用的。”他把那块东西往旁踢了踢，并不在意。谁知李琦却很执着，再次提醒他：“你得把掉的东西放桶里。”我这才注意到，五架铁皮箱旁边都放了个小塑料桶，用来收集切割下来的所有组织器官。“只是一点皮肤而已。”那男生颇不耐烦，不想再理会她。李琦整个脸僵下来，她三两步上前，蹲下身把那块东西捡起来吹了吹灰，扔进桶里。“是啊，这只是一小块皮肤，它在你眼里也确实不算啥，”她情绪忽然有些失控，“可你大概也没意识到，它也是这具大体的一部分！”最后一句话拔高了音量，引得其他组的人全都看了过来。众目睽睽之下被斥责，那男生脸上挂不住，讽刺她：“少上纲上线，矫情。少这点儿东西能怎么的？”李琦气急，还想说点什么，老魏忽然从实验室后方走上前来，伸手拍了拍那名男生的肩，语气沉沉：“这位女同学其实说得对。解剖课上所有切割下来的东西，本来就该全都保留。等你们这学期解剖课上完，所有的组织器官都得跟大体老师一起送去火化。这样至少能让他们走的时候，是完整的、有尊严的。”
“也许有同学觉得没必要。但是你们也许没意识到，他们在成为你们的大体老师前，是活生生的人。”
作者图在手术室老魏指了指旁边那个裹小脚的老奶奶，三言两语，将她的一生拽到了我们面前。这个老人其实不算自愿捐献的。她是四川内江人，一辈子在小山村里生活。后来结了婚，生下个先天智障的女儿，丈夫要把孩子摁进泥塘，她不同意，就离了婚，自己独自抚养女儿三十多年。“你们刚刚打开她的腹腔看到她最直观的病情了吧？她当时病成那样也一直忍着，还得下地干活，舍不得花钱买药。最后知道自己快死了，死前都要把自己遗体卖给学校，留下这笔钱给她女儿。”老魏又指着旁边那个孩子，七八岁，先天肺动脉狭窄。“这个病大家理论课也学了，死亡率高，随时会胸痛、晕厥。”他才那么点儿大，遭了不少罪。后来手术失败，孩子父母痛不欲生，但还是主动提出把孩子遗体捐给我们。还说希望我们培养出更多的好医生，以后就能救下更多这样的孩子。“而这位男性大体老师，于你们而言，意义应该更多一重。”他走到我们这边，神情凝重而严肃，“他是你们的校友，叫肖国斌。”老魏没带手套，直接握上了那只手，“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他右手有些畸形，这种是典型的Dupuytren’scontracture（杜普伊特伦挛缩），很罕见，多发病于外科医生，是常年做精细手术导致的筋膜缩短。”肖国斌八几年研究生毕业，被分医院，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老魏还跟他打过几次照面。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医学，生前救了很多人，死后把能捐的都捐了，遗体也留给我们学校做教学实验。在捐献信上，他写：宁肯让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万刀，也不能让他们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几分钟后，所有人回了神，重新投入试验操作里。而我立在那儿，怔怔看着这些大体老师们：他们哭过，笑过，思考过，有过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确曾是活生生的人。我将脸在白大褂上蹭了一把，觉得眼角发涩。“你干嘛？”李琦一边跟着组员在大体上翻找动脉分支，一边抬头看我，“哭了？”“没有。”我有些难为情。“还挺能共情，”她笑了笑，“不过倒也用不着伤感。他们已经去世了，没有感知了。而且他们家属现在也过得挺好的。”“你见到他们家属了？”我问。“只是跟这个大体老师家属通了电话，没见面，”她指了指眼前的这具大体老师，“之前选好大体时，我就找老魏拿了这个相关信息了。”李琦说，原本她担心会有所唐突，勾起逝者家属的伤心往事。但意外的是，肖国斌的妻子在电话里语气轻快温和，还跟她聊了很多。她告诉李琦，肖国斌脚踝上那块铁牌是她提前跟学校打了招呼，亲手磨的，牌身上刻的ZL是她的名字：周莉。她还说，丈夫生前喜欢练毛笔字，爱吃她炒的番茄炒蛋。俩人结婚这么多年，几乎没吵过架，彼此支持对方的工作，尊重对方的决定。“所以国斌愿意捐献遗体给你们学校，就算我孩子不理解，我也很支持。他对我和孩子一直都很好，工作干得尽职，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挺替他高兴，他这辈子没白活；遇到这么好的男人，我这辈子也没白活，我也替我自己高兴......”
走出解剖大楼已是晚上七点多。夜风轻轻柔柔地卷了过来，带着残留的福尔马林气味往我脸上扑。躺在冰柜里的那些大体老师们，他们也曾跟我一样，走在路上。他们曾那么鲜活，也将永远鲜活——尽管多数人不知道这些大体老师的存在，但他们将在医学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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